榮氏歸來：一個百年家族的沉浮錄

　　榮智健，已不再是中信泰富董事長，但他，仍是榮氏家族的第四代傳人。

　　在搜索引擎中輸入“榮智健”3個字，自動關(guān)聯(lián)的詞匯包括：榮毅仁、2009、中信泰富、敗局、辭職。聊聊數(shù)語，將這個百年家族的波折悉數(shù)表達。

　　2009年4月，一向在資本市場順風順水的榮智健，遭遇職業(yè)生涯最大挫敗。一筆巨額投資虧損，讓他不得不從中信泰富引退。

　　不過，和榮氏家族百多年來的跌宕起伏相比，這并非最驚險的一次。而對榮智健來說，他的使命是，重建榮氏家族對中國商界的影響力。

　　15年前，榮智健曾對媒體說過：“假如我不是榮毅仁的兒子，今天，我不可能做香港中信的副董事長兼總經(jīng)理。但假如我僅僅是榮毅仁的兒子，而自己沒有能力來經(jīng)營，香港中信也不會發(fā)展成今天這樣的規(guī)模。”

　　15年后，榮智健宣布辭職的當天，一位目擊其離去的記者稱，在汽車駛離中信泰富大廈很遠以后，他似乎回頭凝望了一眼。

　　而在淡出公眾視野5個月后，2009年9月，榮智健終于開口說話：年底之前，他將以個人名義成立一家公司，專營中國房地產(chǎn)及金融業(yè)務(wù)，且不排除會與中信集團合作發(fā)展。

　　第四代的挫敗

　　4月8日，67歲的榮智健引咎辭去中信泰富董事長，一時輿論嘩然。

　　作為如今榮氏家族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中信集團的五號人物，榮智健黯然揮別為之奮斗20年的中信泰富，讓鎂光燈再度聚焦榮氏家族。

　　1999年，榮智健接受《金融時報》采訪時說：“你可以叫我賭徒，也可以叫我斗士。我不會否認自己有冒險欲望。”但這一次，他為自己的“冒險欲望”付出了代價。

　　2008年10月，中信泰富公告稱，為了降低西澳洲鐵礦項目面對的貨幣風險，簽訂若干杠桿式外匯買賣合同而導致虧損。2008年，中信泰富因此直接虧損146.32億元港幣。

　　這也是中信泰富19年來的第一次虧損。

　　而榮智健是否被問責，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中信泰富是一家重量級的紅籌公司，此舉事關(guān)紅籌公司在香港的形象。其次，對中信泰富來說，榮智健本人是重量級的人物，其擁有極深厚的人脈，事關(guān)投資者對紅籌公司的投資信心。

　　在中信泰富首次披露損失時，榮智健曾將此次投資失誤歸咎于公司財務(wù)董事張立憲及財務(wù)總監(jiān)周志賢，這兩人隨后被解雇。而榮智健37歲的女兒、中信泰富財務(wù)主管榮明方，則進行了職務(wù)調(diào)整，并降低了薪酬。

　　中信泰富大股東中信集團也曾出手施救。2008年11月，中信集團向中信泰富注資15億美元，力圖讓其走出困境。中信集團持股中信泰富的比例也由從29%增至57.6%。

　　當時，一切似乎都在朝著積極的方向發(fā)展。

　　而在得到大股東中信集團支持后，榮智健一度公開表示，中信集團的支持，是一個積極的解決方案，“現(xiàn)在，(中信泰富)可擺脫這一不幸事件，繼續(xù)朝未來邁進。”他稱，對公司的前途充滿信心，并表示沒有退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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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香港警方的介入調(diào)查，讓事態(tài)變得不可控了。幾天后，香港警方商業(yè)罪案調(diào)查科下令進入中信泰富公司搜查，逗留一小時后，運走大批文件，公司股票緊急停牌，造成的巨大社會影響。最終，榮智健作出了“退位讓賢”的決定。

　　在榮智健回望中信泰富大廈的一瞬，他的祖輩、父輩亦在對他凝望。

　　榮家的軌跡

　　這僅僅是這個百年家族的又一次波折而已。

　　20世紀初，榮智健的祖父輩榮德生、榮宗敬，曾經(jīng)登報宣告破產(chǎn)，榮氏企業(yè)最后依然存活下來；60年前，榮智健的父親榮毅仁，曾因為倒賣物資被國民黨當局關(guān)押，開庭審判那天剛好上海解放……

　　翻開歷史的頁章，無數(shù)兇險難度遠超此事的時刻一一呈現(xiàn)。在著名財經(jīng)作家吳曉波看來，榮智健辭職，并不意味著榮氏家族的衰敗。

　　作為中國企業(yè)史上僅存的幾個百年家族之一，榮家于20世紀初崛起于無錫。無錫惠泉山麓的五里湖畔的榮巷，小橋流水、清風碧荷、吳儂軟語、杏花繽紛，是一個典型的江南小鎮(zhèn)。

　　從留下“固守穩(wěn)健、謹慎行事、絕不投機”訓誡的曾祖父榮熙泰算起，榮智健已是榮家的第四代傳人。但榮氏家族真正發(fā)跡，還是始于榮智健的祖父榮德生及其兄長榮宗敬。

　　榮家兄弟白手創(chuàng)業(yè)，貴為中國面粉和棉紗大王，一度控制了中國將近一半的面粉和棉紡工廠，被稱為是“"中國的洛克菲勒”，是晚清和民國時期最大的民族資本家。

　　1902年至1949年，榮氏家族都是一個純粹的私營資本企業(yè)。吳曉波指出，榮德生和榮宗敬這一輩,代表了早期中國“民族資本家”或者“民族企業(yè)家”最高點的成長狀態(tài)。

　　榮氏家族的命運，在1949年迎來最重要的轉(zhuǎn)折。

　　1949年，在國民黨政權(quán)崩潰前夕，榮氏家族內(nèi)部出現(xiàn)了大震蕩。家族中多人遠走海外，而資金外流，更是使留在內(nèi)地的榮氏企業(yè)元氣大傷。不過，榮毅仁的父親榮德生認為，其“生平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在最后關(guān)頭，榮德生和榮毅仁父子倆決定留在大陸。

　　顯然，對于榮氏家族日后的發(fā)展來說，這一決定至關(guān)重要。主動選擇留下的榮家，日后贏得了毛澤東“中國民族資本第一戶”的贊譽。

　　在上海解放后，榮毅仁率先支持“公私合營”，將全部家產(chǎn)捐給了國家，這一舉動對上海的私營工商業(yè)改造工作起了積極帶頭作用，也為他贏得“紅色資本家”的稱號。當時，北方的企業(yè)界代表人物是樂松生——百年藥號同仁堂的總經(jīng)理，榮、樂二人一時人稱“北樂南榮”。

　　而在榮氏企業(yè)面臨困難之時，黨和政府對榮氏企業(yè)也予以了大力扶持，幫助其實現(xiàn)了新的復蘇。

　　“跟著共產(chǎn)黨，這條路我走對了。”——榮毅仁曾這樣評價他同中國共產(chǎn)黨合作。1993年，榮毅仁當選為國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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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1978年中信集團的成立，更是榮氏家族的重要一筆。

　　改革開放初期，榮毅仁向鄧小平提交了《建議設(shè)立國際投資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見》，在鄧小平的應(yīng)允之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今中信集團的前身)成為了直屬國務(wù)院的投資機構(gòu)，成為中國在對外開放中的一個窗口，扮演了中國引進國際資本的中介角色。這也是中國日后成立一系列“窗口公司”的發(fā)端。

　　重建影響力

　　1942年出生于上海的榮智健，乃家中獨子。他的舞臺，是他的父親創(chuàng)立的中信集團。

　　1986年，榮智健加入中信香港，香港中信又于1990年先后收購上市公司“泰富發(fā)展”及港資第一大貿(mào)易行大昌行，并于1991年正式更名為“中信泰富”。

　　此后，中信泰富先后入股包括國泰、港龍、香港電訊等多間著名港企，并收購澳大利亞鐵礦等，商業(yè)版圖不斷擴大。

　　正如前文所言，當時，就中信泰富的成就，榮智健對家族影響力的作用，認識頗為清醒。不過，他亦對自身的能力非常自信。

　　雖然，其父榮毅仁一直以“固守穩(wěn)健、謹慎行事、決不投機”的榮家祖訓警戒自己，并藉此在商場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譽。但相比父輩，榮智健的風格迥然不同。

　　即便在富豪云集的香港，榮智健的奢華做派也非常突出?！稑s智健傳》曾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決不想過清教徒式的生活。”他認為，富裕之后依舊過苦行僧的生活，是一種偽君子做派。

　　不過，在此次巨額投資虧損事件浮出水面后，榮智健的資產(chǎn)，已從2008年的35億美元跌到7.5億美元，損失高達75%。

　　而在吳曉波看來，榮氏家族在中信體系的出局，似乎是一個制度化的過程：中信集團為國資委直屬企業(yè)，在一個國有壟斷資本高度集中的集群中，私人得以擁有股份，且能以陽光化的方式成為中國首富，榮家確為僅有之孤例。而也正因為是孤例，所以，一定違背了某些規(guī)律。

　　經(jīng)過這次高層大震蕩之后，中信泰富可能需要重新定位。到底是回歸成為一家純國企，還是繼續(xù)過去的“曖昧身份”？

　　不過，榮氏家族在中信體系的出局似已成定案。在吳曉波看來，榮智健迄今在中信泰富仍持有超過11％的股份，所以，榮家復起或有可期，但榮家對中國商界的影響力，正面臨重建。

　　或許，這才是“榮智健辭職”對這個百年家族最大的影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