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分化：身份的固化與不滿

　　北師大教授董藩說出“沒有4000萬別來見我”，大學生藥家鑫認為“農村人難纏”，大學團干陳剛“縱身一躍，凜然赴死”，深圳清理“8萬余名治安高危人員”……這些令人驚異的事件，無一不在宣示一個我們不愿看到卻不得不面對的事實：這個社會的階層固化，可能已經(jīng)到了不能再不重視的程度……

　　如果一個社會的底層人向上流動渠道不暢通，各種可能的路徑或被堵死，各種爭取和掙扎經(jīng)常無濟于事，他們對于自己的前景就會由失望到絕望。那么，接下來發(fā)生的事，將是很令人擔憂的。

　　【開篇】

　　徐賁：“差身份”不是人的宿命

　　一個社會要打破“身份固化”，就必須把平等和自由一起確立為基本的普世價值，強調公民身份高于包括財產(chǎn)、階級等在內的任何個人身份，強調所有公民必須擁有參與國家大事的平等權利。公民既是一種“身份”，也是一種“角色”。從根本上來說，一個人從出生而來的“我是誰”，轉變?yōu)樗竿哪莻€“我能是誰”，這是一種自由選擇的角色設計。每個人都對自己有某種身份轉變的期待，想要變得更富有、更有政治或社會地位、更事業(yè)有成、更被人看得起。但僅僅有這些個人愿望顯然是不夠的……

　　【訪談】

　　底層人“晉級”的梯子被抽掉了？(郭于華、胡星斗、石秀印)

　　若社會身份的固化、階層的板結化，首先會導致社會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費，也必將禁錮社會進步的活力。更為可怕的危害是其將模糊人們的正義感、扭曲公眾的是非觀念?，F(xiàn)今社會上，人們以當事人的“身份標簽”作為其價值判斷的依據(jù)，正是這種惡果的體現(xiàn)。在這個過程中，不同階層的人都是輸家。如果一部分人的生存陷入了困境甚至是絕境，那這個社會的另一部分人也不可能有安定的生活。

　　【公民廣場】

　　湯嘉?。喝鮿萑后w不是城市的假想敵

　　作為一個走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粗暴地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劃分成三六九等，已經(jīng)明顯有違現(xiàn)代社會公平正義的理念；動用行政力量，將那些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強行排擠出去，更是對公民居住權和自由遷徙權的踐踏。遺憾的是，如此于情于理于法都有失偏頗的做法，竟被有關部門當作一項“戰(zhàn)果”來宣示。

　　徐賁：“差身份”不是人的宿命

　　在今年召開的政協(xié)會議上，有委員提出，“不鼓勵農村孩子上大學”，理由是，在農村，導致一個家庭貧困的兩大原因：一個是看病，一個就是讀大學。農村 孩子讀完大學想要留城，少數(shù)人確實能在城市站穩(wěn)腳跟，但大部分面臨著找不到工作的 困境。在城市中他們常常是二等公民，過著沒有尊嚴的生活。這就好比那些去國外讀書的人一樣，到了國外洗盤子。要想站穩(wěn)腳跟，跟城市人享有同等水平和待遇， 至少要兩代人的付出。

　　這位委員的話雖然很難讓人接受，但卻觸及了當今中國一個令許多人充滿焦慮和不平的現(xiàn)實：身份決定命運，那個給予我生命的家庭出生，不僅決定“我現(xiàn)在是誰”，而且也決定了“我將來能是誰”。

　　身份的變遷

　　一個人帶著固有的身份出生到這個世界，不得不與這樣的身份和它的宿命相伴一生。這被許多人當作是一個理所當然，無法抗爭，不如接受的現(xiàn)實。那位不鼓勵農村孩子上大學的政協(xié)委員就是這么認為的。

　　這位委員不愿意承認的是，一個社會中的身份系統(tǒng)并非是一種宿命，而是由人為的不平等權力制度和利益結構所造成。一個人的身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必 定是某個特定社會身份系統(tǒng)中的一分子，它的意義取決于它在這個身份系統(tǒng)中與其它部分的關系。例如，在“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紅色”身份是在與“黑色” 身份的區(qū)別中確立其優(yōu)越地位的，前者是自然的人上人，而后者則是自然的人下人，好的機會由人上人獨占，成為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

　　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國社會身份系統(tǒng)的區(qū)分尺度是“階級劃分”。在1955-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之前，人們在生產(chǎn)關系中的關 系和財產(chǎn)情況是中國階級分析的主要依據(jù)，這也是馬克思階級分析的基本原則。但就階級分析的基本目的和性質而言，這里卻有一個重要的區(qū)別。馬克思所作的是階

　　級理論分析，而在中國，這些理論上的“階級”卻被落實為每一個具體社會成員的“屬性”，成了他的“成分”。即使當這種階級劃分的物質條件已經(jīng)根本不存在以 后，人們仍然無法改變這種身份。

　　80年代后，這種情況逐漸發(fā)生了改變，90年代至今，金錢和財富成為中國的新的等級標志。然而由政治意識形態(tài)維持的身份秩序并沒有因此消失，它雖然 失去了先前對等級利益分配的絕對控制，但仍以新的變化形式繼續(xù)存在。它的內在矛盾也隨之前所未有地凸現(xiàn)出來。例如，以前的“好身份”，如工人、農民，雖然 仍然是無產(chǎn)階級政治的名義上的先進分子，但事實上已經(jīng)淪落為“差身份”，它引起的只是貧困、不體面的聯(lián)想。

　　在講究出身的時期，成分好就可以讓一個人有上大學的資格，而大學畢業(yè)后就可以保證得到一份待遇優(yōu)厚的工作?，F(xiàn)在不同了，誰都可以“憑考分”，或者靠 花錢上大學，但畢業(yè)后想要得到好工作，有身份( “路子” )就比沒身份的要容易得多，特別有身份的還能得到待遇特別好的工作，享有優(yōu)越的升遷機會。這些都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焦慮，因為他們雖然可以努力改變“我是 誰”，但卻注定難 實現(xiàn)自己愿望的“我能是誰”。

　　“人可完善”的觀念

　　托克維爾曾經(jīng)說過，人與動物雖然有些地方相似，但有一個特點是人所獨有的。這就是人能自我完善，而動物則不能自我完善，“自有人類以來，人類就發(fā)現(xiàn) 自己與動物有這種差別。”因此，人可完善的觀念，同世界本身一樣古老。平等本身并沒有創(chuàng)造“人可完善”這個觀念，但它使這個觀念具有了新的特點，那就是，

　　人無需接受宿命的安排，他們不僅可以使自己的社會地位變得更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在相互之間形成一種平等的，比個人身份更高的共同身份：公民。

　　封建制度國家的人民，并非絕對沒有自我完善能力，只是沒有認識到這種完善是可以無限的。他們只想個人處境的改善，而不能設想整體制度的改變。托克維 爾說，“他們希望自己社會地位逐漸變好，除此別無他求。他們雖然承認人類至今已經(jīng)取得了很大進步，而且今后還會有所進步，但又事先把人類置于一定的不可逾 越的限界之內?！?/p>

　　今天，我們關心社會不公正利益分配的問題，并不是僅僅想要改善某些具體弱勢群體的處境(這當然也很重要)，而是要設想如何讓社會整體制度能有所進步，不至于受制于“不可逾越的限界”。

　　2008年政協(xié)會議上推出“新階層”委員，有報道滿懷期待地聲稱，像張茵(專欄)和韓方明那樣各自代表“新階層”中的富人和海歸，是中國“民主發(fā)展”的標志 性事件。在此后的政協(xié)和人大中，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富人”代表。相比之下，“窮人”代表的人數(shù)卻不見有所增加，成為“有身份，無聲音”的群體。

　　2008年，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成為人民代表大會的農民工代表。2億農民工擁有3位代表，是按什么樣的名額分配原則決定的呢？全國人大中的各種 “精英”代表的名額又是按什么原則決定的呢？ 在貧富懸殊的今天，身份的政治待遇差別實際上是一種比經(jīng)濟收入差別更為本質、更為嚴重的問題。

　　打破“身份固化”

　　從社會學來看，每個人的“身份”都不是單一的，而是復合的。每個人都必然屬于多個不同群體，因而獲得多個不同的局部身份，這些多重身份并不總是和諧 一致，而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他們是社會、政治制度的產(chǎn)物。一個社會，如果大部分人的“差身份”無法或者很難向“好身份”轉化，便會成為“身份固化”的社 會，封建的和其他的身份世襲社會都是這樣。

　　身份固化的后果是社會內部的實際分裂。托克維爾說過，在身份固化的社會內部，“所有的人都按照職業(yè)、財產(chǎn)和出身分屬等級森嚴的階級?！逼浣Y果是，“貴族的成員與其余公民毫不相同，他們之間沒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以致很難相信他們是屬于同一國家 的人?！?/p>

　　一個社會要打破“身份固化”，就必須把平等和自由一起確立為基本的普世價值，強調公民身份高于包括財產(chǎn)、階級等在內的任何個人身份，強調所有公民必須擁有參與國家大事的平等權利。

　　公民的平等并不是因為人生來就是平等的。平等的基礎不能建立在自然權利論之上。平等是一種人為的社會價值，而且是有條件的。只有當人們進入公眾領域，成為有權利的公民，他們才能獲得平等。

　　公民既是一種“身份”，也是一種“角色”。從根本上來說，一個人從出生而來的“我是誰”，轉變?yōu)樗竿哪莻€“我能是誰”，這是一種自由選擇的角色設計。每個人都對自己有某種身份轉變的期待，想要變得更富有、更有政治或社會地位、更事業(yè)有成、更被人看得起。

　　但僅僅有這些個人愿望顯然是不夠的，因為這些愿望只有在一個稱得上是“好”的社會中實現(xiàn)才會具有普遍意義，這就需要絕大多數(shù)人能一起優(yōu)先考慮爭取一個較好的社會，而這一定必須是一個公民平等的社會。

　　徐賁 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訪談：底層人“晉級”的梯子被抽掉了？

　　本報記者 嚴友良

　　底層人向上流動的“攔路虎”

　　時代周報：近年來，社會上“拼搏不如拼爹”、“窮生窮”和“富生富”等現(xiàn)象增多，底層人遇到了上升的“天花板”。哪些因素造成了這些現(xiàn)象？

　　石秀?。哼@個趨勢是越來越明顯了。在過去那種僵硬的計劃體制下，我們還可以看到底層人向上的流動，到了本應該充分自由的市場體制下，這個空間反而越 來越狹小了。教育、就業(yè)和升遷是底層人“晉級”的主要渠道，目前，一些特權者借助所掌握的公權力，將子女以及親屬安排在最好的學校和最好的單位。與此同 時，一些資產(chǎn)所有者則通過所擁有的金錢，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

　　胡星斗：目前的這種現(xiàn)象，根源就在于現(xiàn)有的戶籍制度、教育制度、金融財稅制度、社會分配保障制度、新聞話語權制度等缺陷與不合理，幾乎所有的這些制 度安排都成為了底層人向上流動的“攔路虎”。事實上，以上這些還只是產(chǎn)生“貧二代”現(xiàn)象和身份固化的次級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弱勢群體缺乏話語權、組織 權、監(jiān)督權，報刊、電臺電視、新聞媒體大多由地方官員們所控制，往往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貧困者、上訪者、工人、農民的呼聲大多被遮蔽；特別是工人農 民缺乏能夠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往往無法行使對自己利益的監(jiān)督權。

　　板結化的社會沒有贏家

　　時代周報：大家似乎慢慢地意識到了身份“標簽化”帶來的危害，一個底層人無法“晉級”的社會將出現(xiàn)怎樣的后果？

　　石秀?。耗壳埃袊A層板結化的問題就如同坐公共汽車一樣，一些人憑著很強的權力優(yōu)勢先搶上公共汽車，占據(jù)了各個好的座位；另一些人憑借資金的優(yōu) 勢，次后搶上汽車，占據(jù)了其它座位；即使后面的平民搶上來了，也沒有了座位，只能站著；最弱的人甚至不能登上汽車的臺階，被汽車甩掉了?？墒牵@些先上車 的人并沒有意識到，一個板結化的社會其實是沒有贏家的。普通百姓總是沒有座位，總有一天會聚在一起找公交公司評理，質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胡星斗：若社會身份的固化、階層的板結化，首先會導致社會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浪費，也必將禁錮社會進步的活力。更為可怕的危害是其將模糊人們的正義 感、扭曲公眾的是非觀念?，F(xiàn)今社會上，人們以當事人的“身份標簽”作為其價值判斷的依據(jù)，正是這種惡果的體現(xiàn)。很多時候，只要是富人和窮人發(fā)生沖突就譴責

　　其是“為富不仁”，而一旦是官員與普通人的糾紛就被解讀為“以權壓人”。如此同時，在那些精英階層眼里，這些底層的也被貼上“沒完沒了上訪”、“無休止的 糾纏”等標簽。長期下去，整個社會就亂了。

　　郭于華： 目前，社會生態(tài)出現(xiàn)問題，日益分成界限清晰的“你們”和“我們”。既得利益集團壟斷各種社會資源，并固化利益，寡頭化趨勢明顯；社會底層則抱怨社會不公，極端的反抗行為和民粹主義開始露出苗頭。我們應該警惕矛盾激化、暴力對抗的可能。

　　在這個過程中，不同階層的人都是輸家。如果一部分人的生存陷入了困境甚至是絕境，那這個社會的另一部分人也不可能有安定的生活。階層對立使社會缺乏 理性、客觀、公正、寬容的環(huán)境，精英階層被預設為“壞人”與“惡人”，所以，精英階層也缺乏安全感，或許這就是為什么很多富人選擇“移民”、很多官員選擇 “裸官”的原因。

　　重建社會才是出路

　　時代周報：目前，一些官員認為只要加大住房、醫(yī)療、教育、社保等民生領域的投入，“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就能實現(xiàn)社會和諧。對此，該怎么看？中國究竟該用何種辦法來破解身份固化趨勢明顯帶來的后果？

　　胡星斗：采取擴大民生的方式有可能緩解當前的矛盾，但是如果不從改善“民權”的角度去考慮，那么改善“民生”的實際效果將十分有限。 當前中國階層固化和結構鎖閉，從根本上是因為不同群體在表達與追求自身利益能力上的失衡，即社會權利失衡的結果。面對權力的“飛揚跋扈”與財富的“趾高氣

　　揚”，工人和農民的權益缺少制度的保障。而西方國家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恰好是社會權利有效博弈的產(chǎn)物。所以，我以為改善“民權”、保護 “民權”才是重中之重。需要強調的是，我所說的“民權”，除了大家經(jīng)常提到的政治權利之外，還包括諸如保障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和金融權等經(jīng)濟和文化權利。

　　石秀?。焊纳泼裆姆绞交臼侵螛硕皇侵伪尽Ｎ业囊粋€基本判斷是，對于工人和農民這些弱勢群體來說，“給民生”的方式可能效果比較好；但是對于中 產(chǎn)階級來說，“給民主”才能發(fā)揮更大的效用。關鍵是各階層的人共同和平等地參加社會規(guī)則的制定，通過共決程序讓社會規(guī)則中的標準包含各階層的價值，讓社 會規(guī)則中的程序容納各階層的人的參與。

　　郭于華：分析社會流動停滯和階層固化的原因，特權固然是因素之一，但在當前的轉型時期，社會改革和社會建設的滯后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時候更關鍵。

　　從理論上說，一個正常、健全的社會應該是權力、市場、社會三種力量鼎足而立、相互制衡。當下中國社會的現(xiàn)狀，是權力與市場緊密結合，擠壓和占領社會空間，使得“社會”這個社會主義制度本應具有的最重要的內涵無從形成。那么，重建社會或許是走出這個困境的唯一道路。

　　當前的社會建設，必須從兩個方面同時用力，即建立有效的勞資雙方的利益博弈機制、以調整勞資關系為突破口的“能動社會”；建設和建立公民參與機制、以調整 “官民關系”為突破口的“公民社會”。

　　郭于華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胡星斗

　　北京理工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中國問題學創(chuàng)始人

　　石秀印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中國社會學會勞動社會學專業(yè)委員會副會長

　　湯嘉?。喝鮿萑后w不是城市的假想敵

　　湯嘉琛

　　一場即將到來的盛會讓深圳如臨大敵，草木皆兵。在過去100天的時間里，深圳警方已陸續(xù)將8萬余人趕出這座城市。他們或是涉嫌賣淫的“失足婦女”， 或是身患精神疾病的患者，或是晝伏夜出的無業(yè)人士，或是揚言報復社會的失意者，但他們身上都被貼了同一個標簽：潛在治安高危人群。

　　作為一個走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粗暴地將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劃分成三六九等，已經(jīng)明顯有違現(xiàn)代社會公平正義的理念；動用行政力量，將那

　　些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強行排擠出去，更是對公民居住權和自由遷徙權的踐踏。遺憾的是，如此于情于理于法都有失偏頗的做法，竟被有關部門當作一項“戰(zhàn)果”來 宣示。

　　當然，只要遇到盛大活動就“犯病”，深圳并不是第一個患者，也不會是最后一個患者。照理說，隨著中國日漸強大，越來越多的世界級盛會都會更加青睞我 們，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豐碩成就撐腰，前進中的中國理應更加從容和自信。但是，當全世界的目光聚焦過來，那些被選中的城市卻總是突然像個要面見貴賓的小 媳婦兒，開始擔心自己的衣衫不夠整潔，擔心自己的妝容不夠精致，擔心自己所用的香水不夠高雅，于是在閨房里如坐針氈，自己嚇唬自己。

　　城市因人而生動。正是有了操持不同工種的勞動者，有了各種層次的老百姓，一座城市才會具有迷人的生活氣息，而不至于淪為鋼筋水泥的叢林。縱是確有極 少數(shù)人不能在這個城市有尊嚴地生存，去留與否也應是個人自由選擇。在正常的城市生態(tài)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原本是可以和諧共處的，但有些城市的管理者卻容易形

　　成一個壞習慣，他們總是慣于想象出很多的假想敵。路邊的小攤小販是潛在的敵人，小區(qū)維權的居民是潛在的敵人，向包工頭討薪的農民工是潛在的敵人，房屋遭強 拆的業(yè)主是潛在的敵人，失業(yè)青年是潛在的敵人，精神病人是潛在的敵人，誰要影響哪怕有可能影響到穩(wěn)定，誰就是敵人。

　　正是這種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讓城市主政者將社會風險估計得過于嚴重，以致他們總是要求自己的下屬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久而久之，這種“自己 嚇自己”成了一種僵硬地處理人們內部矛盾、處置日常事務的方式。幾年前，有一個帖子備受網(wǎng)友追捧，其標題《穩(wěn)定什么也沒有壓倒，只壓倒了我們》雖然有些驚 悚，但也有幾分道理，值得我們反思。

　　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社會矛盾？視而不見當然是不負責任的表現(xiàn)，但謹小慎微以致畏首畏尾也十分不可取。畢竟，很多被視為威脅的社會矛盾，其實只是正常的 利益博弈，遠不至于將社會拖入動蕩的泥淖。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一個基本的共識是，當前中國的社會結構仍具備相當?shù)膹椥?，正是這種彈性讓我們能夠在應對各

　　種挑戰(zhàn)時化險為夷，平穩(wěn)度過危機。如果不能對這一點有清醒的認識，總是在試圖消除沖突的時候又制造新的社會沖突，這樣的社會必然缺少美國社會學家科塞所說 的“安全閥”。

　　可以說，只有那些對自身容納沖突能力極其自卑的城市，才會在盛大活動面前方寸大亂，胡亂地向轄區(qū)內的民眾展示肌肉，讓老百姓口中有怨言胸中有怨氣。 而一個真正值得人尊敬的城市，并非是沒有社會矛盾的烏托邦，而是能夠容納沖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決沖突的生活空間，它沒有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