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快的柳青：和程維是“絕配” 沒有失敗過

2014年6月的一個晚上，北京上地的一家小餐館里，高盛亞洲區(qū)董事總經理柳青和滴滴創(chuàng)始人程維一起用餐。這次是柳青第三次代表高盛，想要投資這家移動互聯(lián)網浪潮中的明星公司，卻依然失敗了。

席間，柳青佯帶慍怒地說了一句玩笑話：“不讓我投，我就給你打工吧!”

讓她意外的是，對這句玩笑話程維接招了，并開始和她認真討論此事。

“到今天偶爾還會有不太真實的感覺，我從沒想過自己人生當中如此重大的一個決定是這樣拉開帷幕的。”柳青笑著回憶。

對她來說，這將是她人生的第一次跳槽——從2002年哈佛畢業(yè)后，她就加入了高盛，為之效力了12年。

當程維把“想挖柳青”的決定告訴董事會成員時，滴滴天使投資人王剛和A輪投資人、金沙江創(chuàng)投合伙人朱嘯虎都大跌眼鏡。“程維是個不給自己設限的CEO，我也一直告訴他，要持續(xù)找更牛的人加入滴滴，”王剛表示，“但敢挖柳青還是超過我的想象。”

此時柳青已是高盛亞洲區(qū)董事總經理，這意味著她已經升到了投行金字塔塔尖，年薪超過千萬。出身名門的她，父親是中國IT教父柳傳志，聯(lián)想集團創(chuàng)始人，上世紀80年代，他和中國科學院里一群物質匱乏的知識分子一起創(chuàng)業(yè)，開辟了中國的PC時代。

柳青加入創(chuàng)業(yè)公司的決定遭遇了阻力：家人對此心情矛盾，出于理性和尊重的支持與出于情感的心疼兼而有之;高盛高層更是輪番挽留這名干將。為了避開干擾，程維在柳青正式加入之前，為她安排了一次和六名高管一起自駕的西藏之行。出于對高盛的不舍，在高原上，柳青大哭一場后，給團隊的每位成員分別寫了封長信，作為對12年投行生涯最后的告別。

當時柳青已經準備好了迎接挑戰(zhàn)。她的父親此前曾多次對她表示，盡管做投資可以遇到不少企業(yè)家，但是兩相比較，經營企業(yè)是最好玩的。更早之前，柳青的理想其實是成為一名程序員，受到比爾· 蓋茨1996年出版的《未來之路》影響，1996年，柳青考入北京大學，選擇攻讀計算機系，畢業(yè)后她進入哈佛大學繼續(xù)攻讀這一專業(yè)。

闖入投資領域的緣由，是就讀哈佛期間的一次暑期實習。2001年，在高盛香港兩個月的經歷讓她改變職業(yè)航向，對加入投行心生向往：“投行讓你迅速了解商業(yè)社會是怎么運作的，你有機會接觸大量企業(yè)，去琢磨企業(yè)家身上的特質，去判斷企業(yè)業(yè)務模式的特點，去研究這些企業(yè)為什么會成功、失敗。”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一天是收到高盛Offer的時候。”她大笑著回憶。柳青畢業(yè)的2002年，正值互聯(lián)網泡沫破滅，高盛錄取新員工名額從30名縮減到6名，名校生間競爭慘烈。在經歷了十八輪面試，在最后一輪時甚至高歌了一曲“my heart will go on”后，她正式入職，成為了高盛亞洲區(qū)最底層的分析師。

在高盛的經歷被柳青認為是一個重新塑造自己的過程。她形容自己天生靦腆、不自信，開會時仍和學生時代一樣，喜歡躲在會議室的角落里，直到上司告訴她：你需要學會站出來，不要指望會有人為你說話。經歷了每周工作100小時以上的煉獄后，柳青逐步站穩(wěn)腳跟，并步步晉升。高盛亞洲區(qū)前執(zhí)行董事、滴滴戰(zhàn)略部總監(jiān)Stephen Zhu曾和柳青在高盛共事4年，他表示：“柳青是高盛文化的傳承者，對于所有事情都要求極致。在業(yè)務上她很激進，對自己要求很高，對團隊的要求也很高。”

12年后，柳青已經到了收獲期。她成為了這家百年投行歷史上最年輕的董事總經理，而她和團隊的默契已經到了“開電話會議都不用說什么，只要在方向上把把關”的程度。她帶領團隊主要考察醫(yī)療、健康、消費、金融服務等受內需和消費拉動的產業(yè)，期間曾操盤對愛康國賓集團的1億美元投資。

變化發(fā)生在移動互聯(lián)網和交通行業(yè)產生碰撞之后。如同柳傳志創(chuàng)立的聯(lián)想用一間平房和20萬元成為PC巨頭一樣，2012年，滴滴用80萬元起步，聚齊了阿里的人、百度的技術、騰訊的錢之后，這一打車軟件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備受風投機構追捧。和滴滴幾乎同時在杭州成立的快的打車，獲得了阿里的戰(zhàn)略投資，成為了滴滴當時最大的競爭對手。

朱嘯虎說：“柳青最開始希望撮合滴滴和快的合并，因為她和騰訊、阿里雙方關系都很緊密，如果能夠撮合成功，她可以代表高盛以一個很好的價格投進來。滴滴和快的在2013年的第一次合并談判，就是由柳青主導的。”

柳青召集了兩家公司包括程維、王剛、呂傳偉等人在內的關鍵人在杭州機場舉行談判，因為兩家公司正在市場上進行激烈競爭，信任基礎薄弱，對股權比例等問題也達不到共識，合并暫時擱淺。

此后，滴滴和快的之間的補貼大戰(zhàn)被引發(fā)。2014年5月，在雙方纏斗之時，柳青做出了出任滴滴COO的決定。“柳青是國際著名投行的高層，行走在云端;滴滴是個草根創(chuàng)業(yè)公司，干的是和司機、乘客打交道的苦活累活，未來也有極大不確定性。她愿意賭進來，出乎所有人意料。”朱嘯虎這樣表示。

這個消息同樣給了高盛團隊極大的觸動。“從投行到創(chuàng)業(yè)公司的人不在少數，柳青的特殊之處是她的職位是最高的，付出的代價也是最大的。”Stephen透露柳青在高盛期間一直對出行行業(yè)感興趣，加入滴滴是因為“找到人生的召喚”。

柳青把她的這個選擇形容為“一切歸零”。為了這個選擇，她花了大量時間調研，程維形容為“做的背景調查超過任何投資機構”。滴滴天使投資人王剛在接受采訪時形容，“如同熱戀一般，每天超過16個小時和程維交流”。

在接受《福布斯》專訪時，柳青則將甘愿降薪加入滴滴的原因，歸納為當時看到了一家正在徹底改變人們出行方式的價值巨大的企業(yè)，此外滴滴團隊對她有著強大吸引力。“和一個從骨子里散發(fā)著變化荷爾蒙的年輕團隊一起成長，是一件絕對值得珍惜的事情。”柳青說。

滴滴CEO程維則是另一個吸引柳青的因素。“程維是一個極有遠見、抱負和魄力，又愿意為夢想付出的人。他腳踏實地又目標高遠，當時非常打動我，”柳青稱，“我和程維是最好的朋友，惺惺相惜。在這一代年輕企業(yè)家里，程維在格局、心胸、眼光、能力等方面都是上上乘。”

朱嘯虎回憶柳青其時最憂慮和擔心的事情是自己能否融入團隊、能否達到投資人的期待?，F(xiàn)在，她的工作廣受認可和贊賞。投資人認為：“她一切都做得非常好，完美。我不敢想象滴滴沒有柳青，今天是什么樣子。”

在當時，這個從未失敗過的人，加入滴滴后仍經受了極大壓力。要如何從崇尚精英文化的投資銀行，進入接地氣的O2O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柳青一度陷入內心認知上的焦灼和迷茫。Stephen稱柳青從高盛人身邊消失了半年，毫無音訊，而此時的她正努力適應加入滴滴后的自由落體，消除自己的投行氣質和可能帶來的戒懼感。出差時，她從頭等艙降到經濟艙，住宿從奢華的四季酒店降到漢庭連鎖酒店，就連奢侈品牌的皮包也被她小心藏起來。

僅是表層的轉變遠遠不夠。在滴滴每個月召集公司管理人員為期三天的會議上，會進行業(yè)務的報告和評斷。柳青目睹一名同事在連續(xù)拿到兩次業(yè)務“爛桔子獎”后獲得“金桔子獎”的心路歷程，也由此感受滴滴的公司文化：坦誠溝通說真話，簡單直接。這是柳青參與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以后學到的第一課。

盡管是計算機科班出身，柳青并不是典型的科技界人。“對養(yǎng)牛比對互聯(lián)網更熟悉”，在2015 年全球女性創(chuàng)業(yè)大會上，她這樣說。潛意識里面害怕失敗的心態(tài)，讓柳青一開始用力過猛：她徹夜不眠，回復所有的微信、電郵，盡量去滿足所有人的要求。“一開始進公司，太容易四處刷存在感，但其實有些事情未必是公司當前最重要的事情，也未必是你應該把自己累得半死的事情，”在一次和作家馮唐的對話中，柳青說道，“這個階段很容易為了忙而忙，程維這時候給了我許多心理輔導。”

程維教柳青每天早上先列出一天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克服做事的沖動，以尋找工作的節(jié)奏感。此外滴滴有著每過一兩月高管們在一起聚會的傳統(tǒng)，討論公司當下最重要的十件事是什么、每個人如何行動，這也幫助柳青很快通盤把控了公司最重要的業(yè)務。

兩個月過后，柳青開始找到經營企業(yè)的感覺。她總結，做投資就像游牧民族狩獵，幾個人騎上馬，就可以出征，完成了一個項目再尋找下一個目標;經營一家公司則像經營一家農場，需要事無巨細地關照所有人和細節(jié)，努力耕耘方能迎來收獲。“這種轉變幾乎是一種浸潤式完成。所以我告訴自己，這就是我想要的團隊，我也一定能在其中發(fā)揮出更大的價值。”

現(xiàn)在看來，沒有人比柳青更適合滴滴二號人物的角色，加入滴滴成為了她職場資源和人生實力的大集合、大爆發(fā)。她隨后在2014年12月幫助滴滴完成了F輪7億美元的融資，這也是中國移動互聯(lián)網史上最大的融資之一。“滴滴以前的融資還需要我?guī)兔?，程維去美國還是我做的翻譯，柳青來了之后完全不需要，”朱嘯虎將光環(huán)之下的柳青描述為拼命三娘，既有如簧巧舌， 亦富鋼鐵意志，“她很厲害，能把所有對這個行業(yè)有興趣的投資基金全拉過來，三個星期內搞定了7 億美元融資。”

她和程維的配合也漸入佳境。“就像馬云和蔡崇信、馬化騰和劉熾平是絕配一樣，柳青和程維是一對絕配，”王剛在接受福布斯采訪時這樣評價，“程維、柳青兩個人都極為聰明，正氣，做事都拼命。程維草根出身，是從底層的銷售一步步成長起來的，他對市場的敏銳度、深入一線的執(zhí)行能力是柳青缺乏的;柳青出身名門，大家風范，人脈資源、國際視野、在資本市場里呼風喚雨的能力，又是程維缺乏的，所以他們這個組合是很快見到了化學反應和疊加效應的。”

柳青主導完成融資后，快的也不甘示弱完成了相同數額的融資。融資之后，形勢起了微妙的變化，是繼續(xù)火拼，還是握手言和，共同面對其他競爭者，兩家公司開始進行更有誠意的溝通。在此過程中，柳青成了關鍵人物。因為和馬云、馬化騰、劉熾平相熟，和快的團隊也互相信任，這場被稱作“情人節(jié)計劃”的合并談判在22天內完成。“在一個基本框架下，戰(zhàn)略股東的協(xié)調難度是最大的，柳青很好地完成了斡旋的角色。”王剛說。

合并也在順利進行。在年初的協(xié)議簽署儀式上，程維曾留下十二個字：“打則驚天動地，合則恩愛到底”。合并一百天的發(fā)布會上，程維宣布：“我們完成了一件互聯(lián)網歷史上都沒有人做到的最成功的合并，因為互聯(lián)網歷史上還沒有競爭到這種程度的對手完成了合并。在兩到三個月的時間里面，我們已迅速完成了產品的排兵布陣，并把整個團隊完全融合在了一起，雙方管理層無一人離職。”

朱嘯虎評價，無論是滴滴還是柳青，走到今天仰賴的仍是勤奮二字。在高盛，工作和生活尚可涇渭分明，加入滴滴后，柳青的個人時間被迅速壓縮。她性格中堅韌、敢拼的部分在滴滴被繼續(xù)放大。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是加入滴滴后，因為周末經常開會，見不到孩子，柳青把小孩從寄宿學校轉學到公立學校。然而滴滴每天開會仍到很晚，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滴滴團隊想出了一個變態(tài)的方案：每天晚上柳青九點下班，回家哄小孩睡覺，十一點再在她家樓下開會。

瘋狂工作正在帶來回報。根據最新數據，滴滴的估值已經上升到了百億美元，用戶量突破1.6 億。在加入公司6個月后，柳青也由COO升任總裁。2015年2月，在宣布升任柳青為總裁的公開信中，滴滴CEO程維寫道：“柳青在加入滴滴的半年時間，幫助公司完成了當時非上市公司最大一筆7億美元融資，并帶領專車、PR(公關關系)、GR(政府關系)團隊浴血奮戰(zhàn)，殺出了一條血路。”

和父親柳傳志在改革開放之初創(chuàng)業(yè)，并以驚人的堅忍和耐心與舊制度周旋，并擺脫束縛一樣，柳青也正在與一項多年來不曾打破的舊體制博弈——出租車壟斷制度。在中國，根據現(xiàn)行客運管理規(guī)定，非出租車的攬客行為通常被視作“非法運營”。2002年，調查記者王克勤曾先后采訪100多位出租車司機及眾多出租公司和政府相關部門，當年發(fā)表的《北京出租車業(yè)壟斷黑幕》調查，揭露了因出租車業(yè)壟斷造成的服務水準低、司機負擔重等弊端，然而，十余年里的時間里，中國出租車壟斷現(xiàn)象并未得到根本改變。

柳青加入滴滴后，公司的觸角開始伸到專車領域。這一產品由打車軟件向汽車租賃公司購買或租賃運營車輛，私家車主也被允許成為專車司機，從而繞過了出租車傳統(tǒng)行業(yè)的管制。半年時間，滴滴已獲得40萬專車司機用戶。“出租車司機張開眼睛就要交份子錢，但我們不用。心態(tài)輕松、滴滴軟件的評價制度讓我們有能力、有意愿為乘客提供優(yōu)質并且便宜的服務。”滴滴專車司機皮建正這樣表示。傳統(tǒng)出租車行業(yè)則認為自身利益遭到了侵犯，2014年下半年陸續(xù)有地方政府查處專車司機，2015年5月，專車和出租車司機對峙街頭、公安成立專項活動查處專車的場面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在不少經濟學家看來，滴滴正在促進一場翻天覆地的改革。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評論稱：“看到滴滴，就像當年看到小崗村一樣”。1978年，柳青出生的這一年，安徽小崗村十八名農民冒著極大風險，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手印，拉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37年之后，這家移動互聯(lián)網創(chuàng)業(yè)公司意外地成為了促進中國深水區(qū)改革的一股強大外力。

“經濟學有一個術語叫帕累托改進，即在資源分配過程中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如理性對待滴滴，我們完全可以實現(xiàn)這點。滴滴將大量社會閑置車輛利用起來，可以大大緩解早晚高峰期的打車難這一痼疾。出租車司機看似受到了沖擊，其實關鍵在于出租車司機承擔了不必要的“份子錢”。從改革的角度看，如果滴滴完成了對行政壟斷制度的沖擊，它無疑將被載入史冊。”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認為，一家成立三年的民營公司正在用市場和技術手段，挾千萬用戶，打破多年來鐵幕重重的出租車行業(yè)壟斷，而其龐大的用戶規(guī)模和影響力讓現(xiàn)有既得利益集團無法簡單打壓這一產品。這名長期關注中國改革進程的學者，2014年曾參與李克強總理經濟形勢座談會，和周其仁一樣，他對滴滴專車的出現(xiàn)感到興奮：“原來的出租車市場管制過多、效率過低，導致出現(xiàn)了大量問題。既得利益者沒有動力自動放棄利益，專車的出現(xiàn)正在倒逼這一行業(yè)進行徹底的變革。”

劉勝軍預計短期內互聯(lián)網企業(yè)、處于簡政放權潮流中的政府、利益被損害的出租車企業(yè)、搖擺不定的司機等多方利益主體將繼續(xù)博弈，而兩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滴滴專車等產品將被賦予合法性：“目前合法性存疑的恰恰是符合市場規(guī)律的，而法律正在保護的反倒是落后的壟斷的勢力。如果法律和社會進步、變革發(fā)生了沖突，那么應該修改的是法律，而不是反對社會進步。”

如同柳傳志曾提出“不做改革的犧牲者”一樣，滴滴和柳青并不喜歡對“變革者”身份多加強調——在新舊制度犬牙交錯的環(huán)境中，滴滴必須創(chuàng)新但又不能與各方勢力直接對抗。“我們真正熱愛這個行業(yè)，不會做任何事情來破壞市場。不管遇到什么狀況，我們都會保證這個市場良性的運作，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特點。”

多年投行經歷，讓柳青習慣以客觀、冷靜、縝密的思維回答任何問題。和政府溝通中，柳青也多強調作為技術公司，滴滴能為政府提供的價值。“我們未來將推出滴滴指數，這里面會有很多城市的大數據，我們會和政府一起來策劃未來整個大城市交通的布局。”

和她的父親一樣，柳青既有著不屈不撓的實業(yè)家精神，也善于在復雜的人際關系中周旋。她的柔軟姿態(tài)，已經獲得政府的信任。與此同時，柳青家族的高層資源不可避免成為了滴滴的寶庫，但柳青只是回答：“事情不是靠我一個人做成的。”投資人們則對柳青的公關能力表示認可，對于2015年5月滴滴能在上海接入官方平臺，認為“速度超乎想象”。柳青也對此興奮不已：“我們一直希望與各地政府共同解決出行難題，此次上海合作成功，也充分說明了政府對滴滴快的(簡稱“滴滴”)的支持和鼓勵，這真是一個好時代。”

這家公司仍在快速成長。在2015年5月22日的發(fā)布上，滴滴提出了未來3年的“潮汐戰(zhàn)略”：如同不可能為了黃金周建設更多的酒店一樣，為了高峰期而投放更多的出租車也不現(xiàn)實，因此滴滴希望專業(yè)運力能夠滿足平峰期80%以上的需求，高峰期到來時，則整合更多運力，滿足用戶臨時出行的需求。

在此基礎上，公司業(yè)務線進一步得到梳理：出租車業(yè)務將引進評價體系，為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務;在專車領域，將為有較高需求及特殊訂制需求的乘客推出名為ACE(Absolute Comfortable Experience， 極致體驗) 的增值服務;2015年5月25日起，快車將補貼10億人民幣，在全國12 個城市推出每周一“全民免費坐快車”的活動，以此抗擊來自Uber 的競爭;順風車產品已招募超過60萬名司機，將鼓勵用戶共享出行;代駕事業(yè)部也已成立，目標是在年底成為中國最大的代駕服務平臺。

“整個交通被互聯(lián)網化的過程，我們還會進一步探索，包括在公交、租車以及其他垂直交通出行的領域實現(xiàn)互聯(lián)網化，建立一個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臺。”在柳青眼中，程維對于公司未來愿景的描述，也是她的夢想，“公司未來三年的目標是每天為超過3,000萬的用戶提供出行服務，實現(xiàn)只要想出行，三分鐘內就有一輛車到用戶的面前，大范圍地把出行的痛苦指數全部降到零。”

當最重要對手Uber估值已經達到500億美元，這家每日成交量已是對手數倍的中國公司，也有了成為BAT之后下一家巨頭的王者之氣。盡管仍在大把撒出金錢補貼用戶，并未盈利，柳青認為，對于成氣候的平臺型企業(yè)，如何賺錢并不值得擔心：“理由很簡單，中國市場足夠大，滴滴起步早。”

讓柳青更興奮的事情不是業(yè)務數據，而是為更好地照顧員工而進行的福利創(chuàng)新：“你要問我們公司的市值多少，我其實并沒有那么興奮，因為大企業(yè)可以有很多。”在采訪中，她興致勃勃地談起了剛剛為公司員工設計完成的一套福利計劃，其中包括滴滴員工的父母到北京看病可以由公司承擔醫(yī)療費用、并有專人陪同等。“經過橫向比較，滴滴的公司福利在全中國的技術企業(yè)里名列前茅。真正讓一個企業(yè)的領導層興奮的事情，應該是員工是不是真心熱愛這個企業(yè)。我們希望可以更好地服務員工，這樣才能真正聚合出一支有創(chuàng)新熱情、有戰(zhàn)斗想象力的團隊。”

招攬人才則是另一個她關心的重大問題。柳青直言不諱：“我接受采訪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媒體，吸引更多人才。”目前公司已經成立了“機器學習研究院”，招募相關領域的世界級科學家，柳青也正為此奔波。在香港接受采訪的前一天，她剛從美國出差歸來。

盡管仍在倒時差，穿著一襲白裙的她看上去仍神采奕奕，并始終掌控著采訪節(jié)奏，反應敏捷、思路清晰，對不愿意回答的問題一句話帶過，約定的一個半小時采訪準時結束，連一分鐘也未超過。加入滴滴之前，柳青在媒體前露面的次數屈指可數，現(xiàn)在，她比程維更多地出現(xiàn)在鏡頭前，成為了滴滴代言人。

與在聚光燈下表現(xiàn)的強勢不同，管理下屬時，她則表現(xiàn)出自己柔韌體貼的一面。她時常在深夜關心下屬，詢問他們“最近感受如何，有沒有乏力感”，不時分享自己對工作、管理的感悟，并溫婉地提出建議。同樣經歷了從投行到創(chuàng)業(yè)公司轉換的Stephen在分析柳青的特點時表示：“滴滴是一個壓力比高盛大十倍以上的地方，在這里，人會有很多應激反應，譬如焦慮、恐懼、懊惱。大部分人要完成這兩個職責上的變更，體力、腦力、心力都面臨巨大挑戰(zhàn)。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對于團隊成員，柳青仍有余力發(fā)自內心的關心他們，這不容易。我思考了很久怎么形容這種素質，這不是天分，這是教養(yǎng)。這是她最強的地方。”

彌漫著雄性色彩的科技界，柳青這類角色極為稀缺。朱嘯虎透露，約見創(chuàng)業(yè)團隊時，他所遇到的創(chuàng)業(yè)者90%都是男性，最終能獲得投資的女性創(chuàng)業(yè)者更稀少。“女性商業(yè)領袖本身很少，科技界尤其是移動互聯(lián)網更稀缺的原因是這個行業(yè)競爭日新月異，壓力更大。”他表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科技界的這一現(xiàn)象將會得到改善與改變——未來，這仍將是一個由男性徹底主導的世界。

盡管正在成為科技界女性創(chuàng)業(yè)者的標桿和偶像，柳青仍有屬于自己的困惑與糾結：她曾因為陪伴家人時間過少而被負罪感包圍，通過閱讀她最終得出結論“罪惡感是影響人類生產力進步最大的阻力之一”。“你永遠無法找到事業(yè)和家庭的平衡，”柳青語帶無奈，“我能做的就是為家人創(chuàng)造Quality Time ( 有品質的時間)。”出差在外，她通過微信和三個孩子交流，回到家則盡量專心陪伴他們。

現(xiàn)在，她也忍不住幻想更遠之后的生活和冒險：去大學任教、經營一家孤兒院、開一家名叫“If I can do it, you cando it too”(“我能做你也能”)的瑜伽館，以及周游世界。“人有三種關系，人和人的關系，人和自己的關系，人和自然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人和自己的關系我都在修行，唯有人和自然的關系一直沒有機會建立，所以還是要找機會去游遍名山大川，”她調皮地一笑，只在這一刻，她才卸下了女強人的防備，“我其實是一個很愛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