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AA也瘋狂

　　CEO們的天價薪酬其實是一場費用分攤游戲，有著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但是利用期權補償CEO的計劃，本身也有多個可疑之處。

　　█文/蒂姆·哈福德，財經(jīng)作家

　　CEO們的薪酬一直是大眾關注的話題。

　　前段時間有則報道鬧得沸沸揚揚，黑石CEO斯蒂芬·施瓦茨曼2008年年薪高達7.02億美元，成為全美薪酬最高的首席執(zhí)行官；曾經(jīng)高居榜首的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去年年薪為5.57億美元，退居第二。而排前十位的CEO們，薪酬都是用億美元計算。一個CEO的年收入相當于一個中小企業(yè)一年的營業(yè)額。

　　為什么CEO的整體工資水平竟如此之高？對于普羅大眾來說，這是一個令人羨慕又嫉妒而又不解的話題；對CEO群體本身而言，證明自己的薪金得之無愧，往往也是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對于這樣一個敏感的話題，我想還是從一家黑店的經(jīng)濟學開始講起。

　　一家黑店的經(jīng)濟學

　　我所有在酒店里度過的晚上，數(shù)那一晚最苦不堪言。那家酒店以豪華著稱，許多人慕名前往，渴望體驗一下著名的廁所，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但那地方?jīng)]人會去第二回。菜價貴得離譜不說，真正令人驚愕的是酒店為了從顧客身上搜刮現(xiàn)金，竟利用各種技巧，跟法律打擦邊球。我的妻子跟服務生要1份沙拉，結果他端來了4份沙拉；1瓶紅酒直接拔了塞子，擺在你面前，其實大家沒人點酒。

　　接下來我們在做什么？我們在玩一場“分攤費用”的游戲。

　　我們一桌12人，基本上無法互相交流，因為屋里噪聲太大。我們都期待那是一個夢幻之夜，所以沒有人想把事情搞得不愉快。我看看4份沙拉，心里算計著12人分攤費用，我個人可能不過花1英鎊左右。我可以假裝那是別人點的沙拉。我對于拔了塞子卻沒有喝的紅酒，也抱一樣的想法。酒店無意替顧客省錢，而我，還有其他人，也不打算從座位上站起來告訴服務生“我們受夠了”！這事根本不值得花時間去想去做。

　　最后，我沒等甜點端上來，就先離開了。我走的時候扔下一大筆現(xiàn)金，好支付我的那份賬單，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些錢夠不夠分攤那頓飯費。

　　高檔酒店如此，大公司也如此。

　　股東們能夠感覺到錢正從自己的荷包里一點點地往外流，流到經(jīng)理們的口袋里，特別是當經(jīng)濟低迷，而CEO們還領著天價年薪時，這種憤憤不平就更加明顯了。但股東又能怎么辦？哪怕在最佳時機，股東抗議都很難取得成功。

　　事實上，我們從報紙上讀到的關于CEO們的巨額薪金，黑石CEO斯蒂芬·施瓦茨曼2008年的7.02億美元年薪，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5.57億美元的年薪，差不多都是股票期權交易的結果。

　　施瓦茨曼7.02億美元的薪酬包括230萬美元的工資和大約6.998億美元的股權收益。而埃里森的5.57億美元，其中5.43億美元為股票期權行權所得。

　　股票期權，簡單地說就是一張契約，里面允許契約持有人按約定價格買賣某家公司的股票。如果該股票的市場價格上漲，超過了期權契約中約定的價格，那么，通過買進期權，賣出股票就能賺錢。也就是說，假如甲骨文公司股票的市場價格是100美元1股，而我擁有買入期權，可以按每股50美元買進100萬股，那么，我只要先按50美元1股買進，再到股票市場上按100美元1股賣出，立刻就能賺5000萬美元。

　　通過股票期權交易向CEO們付薪，看上去像是個合情合理的好辦法：公司股價上漲，期權能帶來的利益就跟著漲。股票期權應該能夠鼓勵CEO把全部心思都花在抬高股票價格上，這種鼓勵機制能為CEO和股東都創(chuàng)造利益。事實上，這種付薪方式是利益博弈的結果，有著很深刻的生活哲理。

　　高薪的合理性

　　比如你和一大群人去餐館吃飯，飯后你們分攤費用。我們都知道，這種經(jīng)歷著實令人惱火。你花的錢基本上都成了別人盤子里的食物，同時，你的食物基本上是別人替你付錢。情況就是這樣，每個人想到的理性戰(zhàn)略都是：點牡蠣、龍蝦，還有香檳。單單喝湯吃干面包，外加冰水，能給所有人省錢，但那樣，你的味蕾可要獨自受苦了。你的一個極小的念頭就能說服自己去點最貴的奢侈品，畢竟，你只需承擔很少的一部分費用。

　　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的CEO們賺取薪金的方式與“分攤費用”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股東財富每增加100萬美元，CEO的收入就增加20美元，算在這名CEO的年終獎金里，或隨明年工資直接補發(fā)。企業(yè)盈利給CEO帶來的好處實在太少，于是，CEO可能非常愿意不要工資，而直接將股東們的錢挪為己用。比如，CEO可能拿股東的錢買一幅100萬美元的畫作掛在自己辦公室的墻上，而工資上的損失才不過20美元。或者CEO可能開著價值1000萬的公司飛機到處兜風，自己不過損失200美元。這就好比5萬多人一起分攤費用，總有人高喊“麻煩多上香檳”！

　　對于“分攤費用”難題，最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就是令CEO擁有所在公司的股票。假如某位女企業(yè)家擁有公司股票，而她花公司的錢買了一幅100萬美元的畢加索畫作掛在自己辦公室的墻上，沒人能抱怨什么。我們用不著再擔心她是否曾挪用公款，畢竟，她也要自掏腰包買那幅畫。

　　對CEO而言，公司不是自己的，公司價值最大化對他毫無意義。有一種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股東們只需按市場價出賣股票。這跟以前就不一樣了，此時，CEO不再拿固定的高薪水，而是跟著公司分紅，CEO的收入將跟公司盈利或虧損的狀況高度相聯(lián)。

　　CEO有能力應付高風險，不僅因為微小的刺激能夠從很大程度上左右CEO的行為，還因為除了錢，其他刺激對CEO基本都不管用。所以，令CEO的薪金緊盯股票價格，換句話說，就是令CEO擁有大量期權，是非常有道理的。

　　高薪的可疑點

　　當然，也有學者發(fā)牢騷：“大多數(shù)美國公司里的頭頭兒都像官僚一樣撈錢?！?/p>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確實如此。當時，假如一年內(nèi)CEO甲能使公司利潤增加20%，CEO乙只能使公司利潤增加10%，甲賺的錢僅比乙多1%。在這種情況下，CEO玩忽職守，不顧公司運營成功與否，只顧自己撈油水，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現(xiàn)在時代變了，CEO們賺錢不再跟官僚似的，而更加像那些財閥，或者說得再貼切一點，更像大盜。

　　2005年，美國以及幾乎所有其他富裕國家里的CEO們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是以獎勵機制為基礎的薪酬規(guī)劃，如各種各樣的獎金、津貼、長期刺激機制等。自20世紀80年代起，CEO的收入逐漸與公司真實運營情況關聯(lián)起來。舉個例子說，在美國，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各公司的股票價格放在一起作比較，排倒數(shù)三位的公司，其CEO一年賺的錢大概有100萬美元，而排在前三位的公司，其CEO一年賺的錢能達到500萬美元。這就是“略微成功”與“相對失敗”兩者之間最大的區(qū)別。而收入差，歸根結底，是股票期權交易越來越廣泛地進入經(jīng)濟生活帶來的必然結果。這一切似乎都具有正面的經(jīng)濟意義：給CEO大量期權，從而使他們不必再去偷股東的錢。但細心的股東還是會發(fā)現(xiàn)，這其中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CEO或許早先偷過股東的錢，股票期權就是那不義之財。

　　也就是說，利用期權補償CEO的計劃，確實本身就有多個可疑之處。

　　股價下跌的時候，公司往往把期權里約定的價格向下調(diào)。本來規(guī)定按每股100美元買賣，可能期權一經(jīng)修改，就變成了每股50美元。這樣，哪兒還有給CEO的“尖銳刺激”？與之相反，公司給CEO的承諾似乎成了：“公司股價上漲，你的期權能讓你發(fā)一筆橫財。公司股價下跌，別著急，我們還有別的辦法，保證你總能大賺一筆?！边@樣的刺激能包含多少理性的成分？

　　CEO的高薪中還有其他可疑的地方。對于這類圖謀不軌的計劃，普通的觀察員大概參不透其中的奧秘，因為其中包含了許多復雜的技術性知識，在這里我也不做過多講解。但他們有一個最常使用的伎倆，叫做重裝股票期權，這種期權能夠鎖住哪怕最短暫的收益，從而令CEO在股價不穩(wěn)的時候也能有利可圖；另一種伎倆是回溯期權日期，此時，公司慷慨地發(fā)放期權，卻在期權真正放出的時間上做手腳，從而演示了自己過度的大方。

　　我們怎樣才能發(fā)現(xiàn)公司中這種詭計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公司常常剛發(fā)放完期權，股價就上漲，這時做期權交易肯定非常賺錢。像這樣的情況，要么就是時間算得太準了，準到不可思議，要么就是官方公布的日期有“貓膩兒”。總之，期權發(fā)放日期必定使CEO利益最大化?；厮萑绻该鞫炔粔?，有人就可能從中作假。

　　那些各種各樣似有可疑的期權，其癥結所在并非是公司發(fā)放期權時太過慷慨。公司向自己的CEO超額付薪辦法多的是，只是，稀奇古怪的期權會產(chǎn)生稀奇古怪的動力(對股東不利)。同時，利用期權作假，比較不易被發(fā)覺(同樣對股東不利，但對貪婪的CEO有利)。

　　股東的難題

　　這就不難理解，股東們看到自己的錢都成了CEO們的高薪，而他們的薪水跟業(yè)績基本上毫不相關時，股東們?yōu)槭裁磻崙嵅黄搅恕?/p>

　　但問題是，按道理說錢都是股東們的，股東可以投票，解散董事會。股東們?yōu)槭裁床贿@么做？對于這個問題，也存在著一個完全理性的解釋。

　　假如我總共拿1萬英鎊去買倫敦金融時報100指數(shù)(FTSE100)里每家公司的股票，我敢說，我會非常關注股市的一舉一動，但我不會去在意某一名CEO的薪水情況。我在100家公司里的每一家都投資了價值100英鎊的股票，假如某位CEO侵吞了1%的公司財產(chǎn)，縱然這在他數(shù)量巨大，而我的損失才不過1英鎊。再加上CEO又很好地偽裝自己，我恐怕永遠發(fā)現(xiàn)不了這件事。這些CEO加起來從我身上拿走了100英鎊，但我做不到同時向他們所有人討要我的錢，我只能試著一次擊敗一個人。我自己單槍匹馬肯定不行，若再去聯(lián)絡其他股東，拉他們跟我一起投票解散董事會，我得費多大的勁?。?/p>

　　實際上，真正的情形比這還糟糕：一場分攤費用的游戲，外面還套著另一場更大的分攤費用的游戲。即便我和股東里的其他積極分子確實找到辦法聯(lián)合起來，推翻了一個十分慷慨的董事會，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使公司連續(xù)陷入一系列危機之中。同時，其他公司里的董事們在看到我們小小的股東革命后，會稍稍勒緊腰帶，從而那些公司的股東們將從中受益。我們這些勇敢的革命家則最有可能付出艱辛，結果白賠錢。

　　這個假設意味著，CEO們只要不過分激怒股東，就能夠高枕無憂。就像在那家黑店一樣，若是某個服務生上來搶我的錢包，我必然要堅決維護自己的權利。但再上一瓶沒人喝的紅酒，會怎樣？我就算看到服務生把酒端上來，放在桌子那頭，我又能做些什么？

　　避免激怒股東，最簡單的方法莫過于把他們?nèi)稍诠睦铮合∑婀殴值墓善逼跈?，以及各種相應的掩蓋措施，令CEO們一方面賺得痛快，另一方面卻不必擔心會計賬目上出任何細小的差錯。還有許多其他的詭計，包括“軟貸款”，以及給退休主管們的“咨詢費”等。這類偽裝都是股東難以發(fā)現(xiàn)CEO的高薪中那些可疑的地方，于是，股東也就不會對之追根究底了。

　　當然，不是所有CEO都能利用偽裝賺大錢。縱然大部分CEO在“憑運氣賺錢”，他們的大額獎金跟工作中的付出不相連，而跟商品價格等外在因素掛鉤。但這種情況，在那些至少有一位“重量級”股東的公司里就少見得多了。這是有理性意義的。大股東能夠很好地解決“分攤費用”的難題，這與岳父請你吃飯，一直虎視眈眈地盯著你，你肯定不敢點香檳酒是一個道理。不幸的是，股東力量渙散正是上市公司的本質(zhì)特征，有些難題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