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莊秘史：別樣的鄉(xiāng)村敘

　　文/ 段平山

　　文學的基本手段是比喻，文學的基本目的是表達。為了使表達比較確切，比喻就要單一、質(zhì)樸、直截了當，這就是為什么“比興手法”是一個最基本、最古老的文學表達方式的原因，然而，自現(xiàn)代主義文學思潮興盛以來，作家并不追求表達的確切，甚至并不看重“表達”本身，作為一種手段的比喻就有了重疊、晦澀、委婉曲折的特點，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針對作家與作品的解讀已經(jīng)從“目的論”方面轉移到了“手段論”方面，于是，“喻義”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敘事學”問題則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作家王青偉的《村莊秘史》就是這樣的一部具有深刻喻義的小說。

　　一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作家們似乎都是在致力于跟蹤書寫近一個世紀以來的農(nóng)村的變化過程，無論是針對農(nóng)民的性格和命運，還是針對農(nóng)村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與文化建設，所有的鄉(xiāng)村敘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就是通過復雜而具體的現(xiàn)實人生來折射出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的時代精神。實際上，通過鄉(xiāng)村敘事來突出“時代精神”就是要揭示出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必然性或歷史理性?？傊?，“鄉(xiāng)村”只具有題材意義，“敘事”并不只是為了講一個有關鄉(xiāng)村的故事，也并不只是為了呈現(xiàn)一種有關鄉(xiāng)村生活的圖景。而是為了能夠揭示出社會與歷史的本質(zhì)。從而形成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個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敘事模式。

　　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鄉(xiāng)村敘事的模式卻發(fā)生了改變，那種旨在解讀“時代性”的文學主題不再是唯一的。多視角，多層面的書寫方式已經(jīng)進入了鄉(xiāng)村敘事的視域，不僅主題已經(jīng)完成了從單一到復雜的嬗變，就連敘述與描寫的方式也實現(xiàn)了一種從“寫意”到“寓意”的轉換，正是由于這樣，“敘事學”悄然興起，就像新寫實小說中的那種“冷敘述”以及“零度寫作”那樣，作家借助于文化性、民族性，生命哲學，圖騰、感悟等追求著某種能夠超越時代性的普遍意識，故事不是時代所決定著的故事，生活也不是時代所決定著的生活(例如：《古船》、《九月寓言》、《高老莊》、《活著》、《紅高梁》等等)。但是，九十年代的鄉(xiāng)村敘事小說雖然具有深化文學主題的創(chuàng)作意圖，但就實際的效果而言，都不過是強化了針對社會與人生的一種象征性氛圍，與其說是主題的深化，倒不如說是主題的淡化。因為作家只是從技巧與寫作方法、表達手段等方面創(chuàng)造出了一些個性化了的閱讀效果而已。其實，敘事學的興起不是文學觀念的改變和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強調(diào)了修辭方法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性，正如在文學理論中，象征只不過是一種無關緊要的修辭方法，而象征主義則是與文學語言無關的一種思維方式或哲學的那樣。

　　有評論家將九十年代的農(nóng)村小說創(chuàng)作稱之為是“象征化的鄉(xiāng)村文化敘事”①，其特點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小說中的生活題材不再起決定性的作用，鄉(xiāng)村的風俗習慣以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都是文化性的變相說明，而不是特定時代精神所影響之下的時代性的說明。其二、小說所描寫出來的生活方式、社會背景與作者的審美意識之間不存在任何邏輯關系，從而使這樣的小說在立意、表達等方面顯得比較散亂。換句話說，“象征化的鄉(xiāng)村文化敘事”盡管能夠給讀者帶來很多的視角效果以及視角意義，但是，這些效果與意義是“碎片化”的。因為多角度、多層面的文化寓意并不能夠邏輯性產(chǎn)生某個清晰明快的文化的價值取向。

　　包括鄉(xiāng)村敘事在內(nèi)的所有的文學都有一個潛在的目的性，那就是要解釋有關人生、社會以及歷史的實質(zhì)和意義。如果刻意地追求“解釋”的合理性，就會影響到“視角”的多樣性，反過來說，如果刻意地突出了“視角”的多樣性就會影響到“解釋”的合理性。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顧此失彼的二難選擇，但實際上，根本的問題在于作家太注重寫作方式或敘事方法的“多樣性”的緣故。當過分地注重“表達的方式”以及“敘述的視角”時，敘事學就不得不成為了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核心問題，因此，如何通過淡化寫作方式來完成文化寓意的表達以及審美內(nèi)涵的提示，則是當代鄉(xiāng)村敘事文學所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

　　如果說“象征化的鄉(xiāng)村文化敘事”是對于傳統(tǒng)的(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鄉(xiāng)村題材小說的一個超越的話，那么，王青偉的小說《村莊秘史》則是對于“象征化的鄉(xiāng)村文化敘事”的又一次超越。因為在《村莊秘史》中，作者既沒有刻意地去描寫屬于“鄉(xiāng)村”的風俗與生活，也沒有刻意地去說明“鄉(xiāng)村”人物的性格與思想，在鄉(xiāng)村風俗描寫方面雖然具有象征性，但并不是立意于“文化”的鄉(xiāng)村敘事，雖然敘說了發(fā)生在特定歷史背景中的情愛故事，但并不是提示某種歷史理性。雖然拷問了眾多人物的靈魂，但并不是為了塑造某種生活觀念以及人格類型?！洞迩f秘史》既不是時代與社會的贊歌，也不是時代與社會的駁潔。一方面，作者沒有追求客觀的寫實，另一方面，作者也沒有追求那種主觀的寫意。但是，所有的描寫與敘述都有一些發(fā)人深省的寓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村莊秘史》是一部具有內(nèi)在邏輯結構的圖騰化了的小說。因為相對于當代文學所具有的“碎片化”文化特點來說，《村莊秘史》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更高、更廣的認知模式。它的寫作方式也是極其別致的，在當代有關鄉(xiāng)村敘事的文學中，可以說是里程碑式的開創(chuàng)了一種全新的審美視域。

　　王青偉的《村莊秘史》講述了發(fā)生在紅灣與老灣兩個村莊之間的幾個故事，在老灣人與紅灣人之間，既有情有愛，也有仇有恨，他們相互依賴但又相互掠殺。作品中既沒有故事的引領者，也沒有故事的終結者。盡管在小說所講的故事與故事之間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能夠連接起來的“線索”，但是，把所有的發(fā)生在村里的故事堆積起來就構成了村莊與村莊之間的歷史，由此而來的“歷史”似乎就是一個無頭無緒的人物譜系的陳列與展覽，無論是有關章一回的故事，還是有關章義的故事，都只不過是沒完沒了的老灣人的人物譜系的延續(xù)。

　　之所以是“村莊”的“秘史”，就是因為；這部小說沒有那種具有針對性的塑造，也沒有針對性的描寫，更沒有那種文化觀念與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意義分析。小說的作者只是借老灣人之口，通過講述老灣人的故事來引出紅灣人的故事， 如果說章一回是一個關鍵人物的話，那么，這個關鍵的意思無非就是；章一回是一個“圖騰”化了的人物。盡管章一回是老灣人，也是整個“村莊”的一個“大管家”(因為他掌管著包括紅灣村在內(nèi)的所有的村民的檔案)，但是，實際上章一回不過是老灣村與紅灣村之間的歷史的見證者而已。進一步說，如果單獨的來分析、解讀整個《村莊秘史》中的所有的人物都無益于把握這部作品有具有的寓意和內(nèi)涵，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個人物都不是主角，任何一個人都不過是構造了村莊“秘史”的材料，就連記錄并書寫了村莊“歷史”的章一回也并不是“秘史”的解釋者。實際上，這也是《村莊秘史》不同于其它鄉(xiāng)村敘事小說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

　　在文學領域中，小事例能夠比喻出大道理，實際上，這不僅僅只是一個寫作技巧或表達藝術的問題，而是文學的一個基本功能?！按迩f意識”可以隱喻為一個民族性問題，一個民族精神的問題，即就是說，老灣人所固守的“老灣”立場類似于一個民族所弘揚的“民族立場”。在《村莊秘史》中老灣與紅灣不過就是相隔一條河，從文化、宗教、地域、語言、風俗、生活方式等方面來看，并沒有多大的區(qū)別性特征，更談不上各自的獨特性。然而，在小說中有這樣的事例可以用來對這個“村莊意識”進行了反諷。老灣人擁有兩個很聰明的人物，章抱槐和江河水(章鐵才的兩個兒子章大和章小)，他們是老灣人的希望，也是老灣村的希望，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個人物(后來一個是打仗的英雄，一個是出賣了這個英雄的叛徒)從血緣關系上說是外地人，因為章鐵才娶了一來自外地的北方女人才生下了與老灣人的長相有點不一樣的兩個兒子。另外一個事例則是作為老灣人的再娃，這個再娃要為老灣村爭取自尊，他是一個能夠挺身而出，敢于公開地與紅灣人對著干的老灣人，他也是一個真正能夠代表整個老灣村并為了老灣的尊嚴而舍生取義的老灣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再娃實際上是一個紅灣人(他現(xiàn)在的“父親”章得在再娃很小的時候就殺死了再娃的親爹，從此再娃的媽帶他來到了老灣村，跟這個章得組成了新的家，再娃的母親怕再娃長大以后再報殺父之仇，所以，她就隱瞞事實，讓兒子再娃認章得為親爹，實際上，再娃跟老灣人沒有一點血緣關系)。因此，無論是“老灣村”還是“老灣人”，實際上就是為了能夠樹立起自己的形象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種生活“圈子”的態(tài)度，將這樣的一個比喻引申擴大后，所謂的“民族性”也不過就是為了自己而制作的一個概念而已。生活的“圈子”能夠在不經(jīng)意處培養(yǎng)出人們的狹隘、保守、自私的性情，也能夠有意無意地排斥著那些應當具有的(價值取向方面的)理性意識以及(思維方式中的)邏輯意識，所謂“民族性”也一樣。如果把民族性加以普遍化，那么，就會產(chǎn)生一種極其荒唐的、充滿了諷刺性的社會現(xiàn)象。就像老灣人那樣，盡管有很多的令人掃興的事，也有很多的自相殘殺的窩里斗，但是，他們?yōu)榱恕袄蠟场钡男蜗髤s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他們一如既往地為維護“老灣”的榮譽而活著，恭恭敬敬地為“老灣”的形象而尋找、等待能夠樹碑立傳的材料。小說雖然主要借章一回之口講述了老灣人的故事，但是老灣人的故事離不開紅灣人的故事，兩個村子相互映襯，也成為了相互的生存環(huán)境，紅灣人與老灣的生計問題從他們的前輩起就是相互依從的，不同的一點就是老灣人一直是紅灣人的勞力勞動者，比如說：老灣人的前輩(即就是從章鐵才的爺爺輩起)就替紅灣的大財主做長工、放木排子、跟隨紅灣人的戲班子演戲。后來由于政策的變化，木排工已經(jīng)失業(yè)了，戲也沒得演了，紅灣的八十多歲的大財主陳抱華被押上臺，被老灣人一腳一拳打死在臺上。雖然老灣人有了自己的土地，表面上老老實實種著自己的土地，但從心底里仇恨和嫉妒原來紅灣的大財主家。后來老灣來了一位據(jù)說是從千家峒過來的名叫麻姑的女人，這位女子長的端正，并且聰明靈巧，心地善良，正是這位麻姑帶過來的引線技術從而使老灣人家家戶戶做起了鞭炮，盡管很多的鞭炮事故造就了老灣村不少的瘸子和瞎子，但老灣人從鞭炮的生產(chǎn)中也撈到了一些好處。不過，相比之下，紅灣人卻得到了更多的好處，因為老灣村成為了紅灣人的鞭炮生產(chǎn)基地，紅灣人能夠到外面開拓市場并銷售鞭炮，而老灣人卻依然只能是做工、生產(chǎn)……。紅灣人似乎天性聰明，富有心計，而老灣人則老實、守舊、甚至固執(zhí)愚昧，兩個村莊本應該就是一個村莊，因為他們坐在“同一條船上”并出入“同一條河流”?？墒?，為了各自的利益，他們寧可認為這是“兩個村莊”，而不是“一個村莊”。無論是老灣人還是紅灣人，他們都很關心自己的歸屬地(即就是“紅灣村”和“老灣村”)。老灣人總是在一刻不停地維護著老灣人的尊嚴，有意無意地為老灣人樹碑立傳，不僅如此，他們始終抱著希望，希望總有一天“老灣村”能夠戰(zhàn)勝“紅灣村”，從而使老灣的人能夠在紅灣人的面前揚眉吐氣，世代的恩怨情仇也就不可能通過“共同的利益”而消除。假如紅灣人和老灣人真的能夠為了一個“共同的利益”從而淡化了各自的村莊意識的話，那么，所謂“村莊的秘史”就隨之失去了它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村莊秘史》中的“村莊”是一個圖騰化了的文學意象。從圖騰的功能以及圖騰的性質(zhì)方面來看，“村莊”相當于“民族”。任何一個村莊，任何一個民族都需要一個能夠映襯自己的“他者”，即就是另外一個村莊或另外一個民族。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一個背景式的“他者”，那么，抽象地樹立起一個村莊意識或者一個民族意識則是荒謬的，也是毫無意義可言的。既然民族性、民族意識等這樣一些概念都需要某個“他者”進行參照，那么，它的感情基礎不外乎就是一種出于自私的嫉妒。

　　作者王青偉并沒有評判這些老灣人的意識或性格，當然，也沒有針對老灣人所擁有的村莊意識進行諷刺性的揭露以及理性的批判。從沒完沒了的故事的延伸過程中可以看出，人的觀念與意識其實是難以改變的，老灣人是這樣的，整個人類也是這樣的。“老灣”意識是老灣人所共同具有的形象特征，正如民族意識是整個人類文明的一個形象特征的那樣。老灣村有很多的樟樹，由于大量的樟樹已被砍伐，只剩下了一棵最大、最古老、生命力最強的樟樹，由于它曾經(jīng)救了很多老灣人的性命，因而被老灣人視為老灣村的象征，伴隨著世事的滄桑，那棵樟樹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老灣人心目中的一個圖騰崇拜的對象了，很多的老灣人曾經(jīng)在那棵樟樹的下面思索、低語、琢磨村莊的命運、等待著重大事件的預兆。當那個曾經(jīng)主管著老灣人命運的“大管家”章一回死了的時候，小說這樣寫到：“他最后想見到的就只剩下老灣的那棵老樟樹了”，章一回緊緊的抱著老樟樹，如同抱著住了一個分離了多年又將要分別的老情人，“現(xiàn)在他將他自己的生命祭獻給它，他似乎感覺到樟樹在他的懷里扭動起來，那種扭動的誘惑使他一次比一次噴射得更為強烈，直到他所有的精血無法控制地消耗殆盡，直至他整個溶化到了樟樹里面”②。

　　老灣人用生命滋潤著樟樹，樟樹也用它取之不盡的鮮花以及嬌嫩無比的枝葉滋潤著老灣人的村莊意識，一代接一代地譜寫著，敘述著老灣人的故事。如果說樟樹在這部作品中具有比喻意義的話，那么，這個喻義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進一步的引申，其一，樟樹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因此，它可以成為一個圖騰崇拜的對象，但究竟體現(xiàn)了一種什么樣的“生命力”？這本應該是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可是，圖騰的崇拜者們卻并不關心這樣的問題。這究竟又意味著什么呢？其二，樟樹一旦被圖騰化了以后，老灣村的人就能夠有一種莫名的歸屬感，正是這個莫名的歸屬感才促成了老灣人的村莊意識，引申下去，“民族性”的形成過程也是否如此呢？

　　三

　　《村莊秘史》通過講述老灣人與紅灣人之間的明爭暗斗以及恩怨情仇的故事，將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反映了出來，但是，作品并沒有直接描寫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作者無意于通過敘述村莊的故事來揭示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也無意于通過老灣與紅灣的興衰沉浮來濃縮凝重而又深沉的悲愴國史。相反，作者卻有意識地淡化那些重大歷史事件對于老灣與紅灣人的影響。從老灣人的故事中可以隱隱約約地感受到那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存在，如：解放初期的土改、抗美援朝、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然而，社會環(huán)境與政治背景的變動絲毫沒有引起老灣人的性格與思維方式的改變，他們的行為不受制于那些具有時代特征的政策，他們的思想和意識與社會無關，也與政治無關，似乎整個“村莊”的故事是超越歷史時空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村莊秘史》所講述的歷史是有關“村莊”的歷史，而不是“社會”的歷史。也就是說，這是老灣人和紅灣人之間的“屬于自己的”歷史，而不是對于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的一種折射或縮影。老灣人很看重自己的族譜，也就是(小說開頭所講的)有關祖先的秘密，盡管祖上唯一的一位“與紫禁城接上王氣的是一個只有半米多高的名叫章巴掌的小矮人”，那是因為這個小矮人能夠很靈巧地在皇上的手掌中跳來跳去，從而逗樂皇上并能夠使皇上開心。由于在老灣人看來，能夠“接上王氣”，這當然是整個村莊的榮耀，所以，一代接一代的老灣人都盡心盡力地培育著靈巧的“小矮人”，也為此“寄托著全部的希望和幻想”，幾十年后，確實出現(xiàn)了一個(也就是最后一個)與王室有勾連的小矮人，他的名字叫章可貼，可是，不幸的是，隨著皇宮與王室的衰敗(明末的李自成起義)，這個小矮人據(jù)說在逃跑的路上被別人殺死在野外，當老灣人發(fā)現(xiàn)時，已經(jīng)被狗吃的只剩下一副骨架了，有人說老灣人頂禮膜拜的曾經(jīng)踩過天子手的那雙腳(即就是小矮人的腳，在老灣人看來，這雙腳自然就是“王氣”的象征)被河對岸紅灣人砍走了，從此以后，老灣人就王氣已盡，王脈已斷，老灣再也沒有出過有靈性的人。由于“王氣”已經(jīng)被紅灣人劫走了，所以，在接下來的村莊的“歷史”中，老灣村衰落了下去，而紅灣村卻興旺了起來，老灣人只有給紅灣人輸送長短工的份了，于是，發(fā)生在村莊之間的恩怨情仇的故事便從此開始了。表面上看，這不過是老灣村與紅灣之間的恩仇故事的一個引子，然而，從喻義的角度來看，有關村莊的“歷史”的產(chǎn)生并不總是具有必然性，相反，村莊“歷史”的發(fā)展總是隨意的，盲目的，散漫的，無意義指向的。

　　無論是老灣人的故事，還是老灣村的歷史，從寫作的角度來看，雖然作者并不是為了突出一個針對村莊歷史的“荒誕”的旨趣，但是，從整個作品的內(nèi)容來看，《村莊秘史》并沒有追求那種針對歷史意蘊的“深沉”與“厚重”，其實，不管是村莊的歷史，還是民族的歷史，任何類型的歷史都不過是人類給自己描畫出來的一副圖騰。對于歷史的敬重程度只能說明對于自我的重視程度，歷史的深沉與厚重其實是沒有邏輯性可言的，在一定程度上，所謂滄桑的歷史感只是表明了人類在理解自己、認識自己方面是富有“詩意”的。

　　任何一種無視具體內(nèi)容的文學性的理解就是一個圖騰化的過程，當“歷史”被圖騰化了以后，內(nèi)容與形式之間的區(qū)別以及必然性與偶然性之分就隨之失去了它的意義。由于圖騰能夠處在一個被“看”的位置上，所以，它就具有了被欣賞的價值，這種價值能夠以內(nèi)化的方式滲入到人的靈魂深處，就像福柯所認為的那樣：“個體淹沒其中而不自覺”。③

　　如果說歷史具有價值的話，那么，這個價值就在于它能夠給后人提供一些值得反思的材料，通過反思以提高自己的判斷能力和分析能力。然而，在這部小說中，老灣人敬重自己的歷史，可是老灣人并沒有通過這個敬重而更好、更深刻地認識他們自己，更不用說提高他們的判斷力和分析力。老灣人根本就沒有評說自己、反思自己的意識。雖然他們很清楚，在與紅灣人明爭暗斗的過程中，老灣人不僅總是吃虧，而且還有許多令他們感到有點掃興、有點屈辱的事，但是，對于老灣人來說，他們的村莊立場不會動搖，他們的族譜意識也不會減弱，實際上，小說中所講述的老灣人并不是一些完全失去自卑感的人，只是他們不愿將自己的自卑感落實在行動上而已，因為他們對于自己的歷史的敬重既來自于某種無意識的自私，也來自于某種本能的自尊。而任何一種出于“自私”和“自尊”的敬重其實質(zhì)都不過是盲目的自戀。

　　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敘事小說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以政治分析或文化反思作為觀照“鄉(xiāng)村”歷史的立足點，以特定時期的“當代意識”穿透鄉(xiāng)村風俗的沉積層，通過理性的分析與批判達到突出歷史理性與重塑民族精神這樣一個目的。但是，《村莊秘史》卻沒有這樣的寫作意圖。在作品中，歷史作為一個圖騰化了的“符號”為讀者提供了某些有關鄉(xiāng)村文化的訊息、線索，但是，真正的“喻義”卻需要走出這些特定的“訊息”與“線索”以及這個特定的鄉(xiāng)村文化背景時才可以發(fā)現(xiàn)。

　　從老灣人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能夠使老灣人值得驕傲并值得記錄的人或事基本上沒有，然而，他們卻最關心自己的村莊，當然也熱心于書寫自己的歷史。當那個“來歷不明的麻姑”來到了老灣村時，老灣村里的人個個都向她講述老灣村的“歷史”，有意無意地表現(xiàn)著那種本能的“村莊意識”。相比之下，盡管紅灣人總是“高高在上”于老灣人，然而，紅灣人卻沒有像老灣人那樣醉心于修理自己的族譜、書寫自己的歷史。將老灣人與紅灣人的故事結合起來，《村莊秘史》中的“秘”就有了一個喻義，即就是：“歷史”似乎就是一個旨在為了能夠“突出自己”并能夠“區(qū)別于他人”的存在，老灣人書寫自己的“歷史”似乎就是為了能夠說明“這是‘老灣人的’歷史，而不是‘紅灣人的’歷史”。假如沒有那個河對岸的紅灣村，那么，老灣人也許就沒有如此強烈的族譜意識，也就沒有如此強烈的針對老灣村的“歷史感”了。進一步引申下去，如果說《村莊秘史》中的“歷史”還具有另外一個喻義的話，那么，這個喻義就是；追尋歷史、拷問歷史、整理歷史并非就能夠邏輯地體現(xiàn)出某種實際的意義與價值。如果說老灣人的“歷史”只是一個“個別”的話，那么，作為一個民族乃至于國家的“歷史”依然如此。雖然擁有很多的被總結出來的經(jīng)驗、教訓、規(guī)律、意義，但是，在以此來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方面，究竟能夠用什么樣的依據(jù)進行界定的呢？假如不能夠很好的解答這樣的問題，那么，接下來的另一個問題則是：滄桑而又厚重的歷史究竟能夠意味著什么呢？

　　與以往的鄉(xiāng)村敘事不同，《村莊秘史》并不是為了給讀者展示一種鄉(xiāng)村的風俗人情，也不是為了解讀某種原生態(tài)式的“鄉(xiāng)村”的文化，更不是為了給某一個時代做“必然性”或“合理性”的注解，而是為了完成一個針對人類歷史的與人類文化的比喻。

　　最基本的文學表現(xiàn)手法就是比喻，因而，最基本的文學理論也就是關于喻義的延伸與擴展的理論。當一個“比喻”從修辭手法的層面提高到一種理解方式或思維方式的層面時，比喻理論就由此產(chǎn)生，按照比喻理論，一部文學作品，就它的整體意義而言，無非就是為了完成一個比喻，或者是創(chuàng)造了一個圖騰化了的意象。同樣一個完整的故事，一段精彩的歷史，它的內(nèi)容、情節(jié)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則是這些內(nèi)容或情節(jié)所引發(fā)出來的喻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村莊秘史》是一部圖騰化了的藝術，是一部別樣的鄉(xiāng)村敘事，也是一部充滿著豐富的喻義的小說，在當代的有關鄉(xiāng)村敘事的小說創(chuàng)作領域中，是一部獨特的具有極高認識價值和研究價值的一部作品?！?/p>

　　作者簡介

　　段平山(1964-)，男，漢族，甘肅民勤人，廣東省韓山師范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 。

　　參考文獻

　　①黃漢，《中國當代小說藝術演變史》，浙江大學出版社，第 199頁。

　　②王青偉，《村莊秘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 第241頁。

　　③嚴鋒，《權力的眼睛——?？略L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